16日，北京市高院向本市各级法院下发通知，根据最高法下发的通知，对于醉驾案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法院可视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称最高法所指的“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指的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5月17日《京华时报》）

　　最高法似乎有点“喝”晕了，出台的司法解释亦有“醉驾”之嫌。在其副院长表示“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发文给各级法院，要求慎重稳妥办案，“对于醉驾案件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法院可视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如此微妙的态度，在各地正热火朝天查处醉驾之时，无疑将令公众顿生疑窦，莫非是在为权贵醉驾轻判埋下伏笔？

　　从现实情况来看，各地正在严厉查处醉驾，不少醉驾者被拘禁宣判，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他们在获判后也都后悔醉驾，音乐人高晓松甚至发誓“永不酒驾”。由此可见，“醉驾入刑”已经起到相应效果。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法不合时宜的司法解释，则让部分人看到了“希望”，又在蠢蠢欲动心存侥幸。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剧增，加上千年酒文化的熏陶，近年来醉驾行为非常普遍，并由此引发诸多恶性交通事故，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民众对醉驾行为深恶痛绝。基于此，对“醉驾入刑”一事发动了多次全民大讨论，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列入，正是民意的体现。而且法律条文非常明确：“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显示出法律的刚性，对醉驾行为乃是一视同仁，并无回旋余地。

　　但是，张军副院长以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却将刚硬的法律条文，变成了绕指柔。本来已经很明确的醉驾行为，又被弯曲得模模糊糊，一会说不能“一律认定为犯罪”，一会又发通知“可视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种做法，岂不是凭空增加许多不确定因素，基层法院可以借此自由裁量，使部分违法醉驾者减轻法律惩罚。而这也正是民众所担心的事，严格的法律条文被架空，“醉驾入刑”的口子刚关上，却又被撕开了。

　　根据最高法和部分法律专家的解释，认为醉驾并不一定会出事，即便出事了后果也不相同，情节轻微的就该轻判等等。看上去很合理，却忽略了一点，“醉驾入刑”的初衷乃是为了遏制醉驾行为，防范于未然。让驾驶员在法律的压力下，被迫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不再酒后驾车，从而降低醉驾引发的事故率，减轻社会的人员财物损失。假如要等到醉驾发生事故后，再根据情节来判刑，那与之前又有何差异？岂不是失去了“醉驾入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