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认为，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自称，两年时间黑车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认为，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执法范围，涉嫌犯罪。

　　罚款经济链

　　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

　　此番舆论潮起《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网帖称，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

　　该名“钩子”还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人。

　　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9月14、15、16、18日。

　　9月22日，南方周末记者随机采访了其中8人。初步统计发现，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

　　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

　　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一位自称同样受“钩子”之骗的上海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今年5月23日被抓，他的罚单和张军相差3883号，“差了3883就是所谓的3883辆，创造的收益是近4000万啊。中间就是隔了105天左右，一天平均有37辆车被抓。”

　　在交管部门的官网上，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显示该大队打击黑车成果，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事发后，该大队在闵行区官方网站发布《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新招”整治非法营运》，文章称“灵活应用‘先取证后查处’方法，可有效缓解执法取证难问题”。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

　　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进行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

　　而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戴福律师认为，“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初稿已经过三审，对此类做法也有严格限定。姜还认为，“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碰瓷”勒索钱财的行为，多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