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来自各类交通方式的数据均如期显现返程高峰。春节回家，这一来一去，被生生演绎成了“地球上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徙”，个中甘苦，是无法倚靠几篇文章实现悲情淡化的。买票难，乘车难，返程亦难。这个春节，由多位长期致力于公益的媒体人士发起，一项名为“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在互联网上风生水起，该活动倡议“有空位”的车主通过微博发布信息，搭载同路人一起回家。

　　按照目前看到的统计数据，参与该项活动的人数并不能算多，但由民间发起的这项自力互助活动，能有数以百计的“成功配对”成绩，已属不俗。年复一年的春运话题，与之相伴的，虽然有近些年来交通运力的急速增长，结果却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运力增速依然跑不赢客流。曾有铁路部门的铿锵表态，称“2012年买票难将得到根本缓解”，2012年已至，却依然一票难求。作为新增一种可能性而存在的“顺风车”活动，不出意外地引来一场颇为热闹的讨论。“顺风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搭乘“顺风车”可能出现的风险、安全以及法律问题，无一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搭“顺风车”回家，遭遇的最大问题可能需要进行分别考量。于车主和搭车人而言，最核心的议题应当是如何确保乘车安全，以及各项“丑话说在前面”的纠纷解决思路。在这一点上，媒体所提供出来的各类提醒“小贴士”事无巨细，各类注意事项应有尽有。此次活动的发起方也聘请法律顾问起草《搭乘协议》，与保险公司合作向车主方赠送“志愿者关爱计划”保险。在《搭乘协议》所提供的范式文本中，包含了双方的身份信息、搭车路线和时间、搭车方式、车况、责任以及义务等内容，另明确载有“不以营利为目的，免费搭载乙方出行”条款，而该条款也将“顺风车”活动的最大困境摆到人们面前。

　　搭“顺风车”回家，可否适度收取车费？世事人情的思路，回家者出行而不能，“顺风车”提供者有空位以解燃眉，给予适当的车费本无可厚非，但其间最大的制度障碍在于，该项公民互助的行为貌似有违《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一旦收费便可能事涉“非法营运”，将面临所谓“没收违法所得”、近乎天价的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罚则。基于此，有法律人士只能提供诸如“尽量不要出现现金交易”等建议。围绕“非法营运”话题，2009年曾发生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司机好心搭载“路人”，却被认定“非法营运”，遭遇“钓鱼式执法”，18岁司机孙中界愤而断指自证清白。而目前“顺风车”活动的现状是，“顺风车”成了搭车方的单纯受益，车主不仅免费提供服务，还须承担一定风险，此种看似纯公益的运行模式，如何维持并发展？需要扭转的一点认识偏差在于，即使收取适量车费，“顺风车”依然属于为人解困的公益范畴，理应得到社会的表彰与提倡，并被法律所保障。

　　有必要深究的一个问题在于，在《道路运输条例》中被冠之以“非法营运”的行为，与诸如春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顺风车”之间，如何进行明晰地区别与界定。按照法规中的表述，“非法营运”指“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对于“顺风车”而言，最为关键的界定便集中在“经营”一词。而如何在“顺风车”与“经营”之间建立合乎情理与法理的逻辑推导却并非易事。于是乎，常见的执法操作变成了看是否收取费用，并以一次查处径自推定常年以此为生，这显然并非积极的执法作为，却是最省事的做法。　　

　　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口中那些日常生活以及法定假期里的“顺风车”，并非法定意义的“非法营运”范畴。而“顺风车”收取适当费用，也更合乎法理人情，更有助于此项活动的进一步推广。在此前提之下，需要厘清的是，辨别并提供证据证明某些“顺风车”属于“非法营运”的责任，在于执法机关（况且，对“非法营运”的严苛取证，并形成充分证据链条，非不能也，实属执法部门怠于作为）。这不是在要求执法机关对“顺风车”网开一面，进行所谓弹性执法，而是对执法行为的法治化要求。而今被爆出的诸多所谓“顺风车”被错当“非法营运”处罚的新闻，恰是对真正依法行政的最现实督促。

　　对“非法营运”的辨别、取证与处罚，应当合乎《行政处罚法》的诸项程序要求，并提供复议和救济渠道，这是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起码准则，而不应当是困扰“顺风车”活动各方的无解难题。让“顺风车”迎风而非逆风上路，并从春节开行到日常，是对社会管理与法律执行的一次细节考验———法律，应当褒奖善行并为之护航，而非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