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爸是李刚 ”到“李双江之子肇事案”，从“药家鑫”到“郭美美”，从“许云鹤”到“小悦悦”，再到系列“校车事故”，在一个又一个让我们惊秫的社会新闻背后，总有汽车的身影。人们在谴责完当事人之后，也将愤怒抛向汽车。

伴随中国汽车市场的一路狂飙激进，上亿（截至2011年8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1亿辆）中国人实现了“汽车梦”。汽车社会急速驶来，人们尚未真正享受出行的便捷，就被拥堵、尾气、噪声和一系列交通惨案所包围。

记得2004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国汽车产业的增长潜力与外部发展环境问题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说：“在汽车社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当对未来10年、20年汽车大量进入社会所面临的形势有所觉醒和准备。”

一语成谶。尽管城市管理、道路修缮和车辆品质都在与时俱进，但是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发酵让人与车、车与社会的矛盾越发激化。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曾评价说：“曾经作为城市环境附属物的汽车，已经不仅变成城市的主要特征，而且已经变成城市的主人了。”《后汽车时代的城市》的作者莫什?萨夫迪惋惜地说，北京等中国大城市重蹈了许多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过程，“汽车—停车库—高速公路”构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基于这种恶性循环和中国人口的密集，这个难题可能贯穿几代人都难以彻底解决。

事实上，从126年前奔驰发明汽车以来，这一“四轮生物”就饱受批评，在不少社会学家的眼里，汽车犯下的滔天大罪简直罄竹难书。

但是，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来审视汽车社会的阵痛，我们得出的结论不是抗拒而是如何疏导。对于当下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拥有汽车如同拥有住房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目标。“汽车梦”在一定程度意味着一种现代家庭生活的幸福理想和个人的自由与成就。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过去10年来，除了汽车在不断提高品质的同时实现了连续的降价外，其他所有能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在涨价。汽车业充分的市场化竞争不仅让民众受益，更因为冗长的产业链成为各地税收和就业的重要平台。就此一点，汽车业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无论是房地产业还是金融业都应该向汽车业学习。

从社会转型期的体制矛盾看，汽车企业是目前最成功实现现代化管理模式落地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位高权重保障了“以人为本”的贯彻执行；资本市场的娴熟运作尤其是跨出国门的历练，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元素的价值。此外，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产品升级也间接催生了原材料、能源、高新技术甚至互联网的技术革命。

从一系列交通肇事案看，我们不能简单将道德的枷锁扣在汽车上。事实上，让民众惊秫的其实不是汽车做标签的阶层划分，而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传统文化偏失、公民精神气质变异等深层次问题。汽车作为一个载体将这些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在人们体验阵痛的同时，也催人警醒，并促进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风气的改良。

在中国成为又一个“车轮上的国度”后，我们在感受汽车社会阵痛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汽车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改良“利”远远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