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杭州市出现大规模出租车停运现象。出租车司机们的第一个诉求是减少“份子钱”。实际上，这是一个被人们讨论了无数遍的老问题。对出租车行业进行长期研究的北京传知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表明，过去若干年中，全国平均每个月就会发生一起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而停运者每一次的诉求，几乎都少不了减少或者取消“份子钱”。

　　出租车行业有自身的经营逻辑：一个或者两个司机，一辆汽车，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经营单位。出租车也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两点就决定了，企业其实根本无法监督营运中的出租车司机。因而，各国的出租车行业普遍采取个体经营也即自我雇佣的方式。即便存在着企业组织，通常也是司机们自愿联合，以共享信息。而在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法律形态与自然形态之间处于对立状态。司机虽然是出租车公司员工，实际上，公司普遍采取租赁制或承包制的方式，让司机独立经营。公司收取数额固定的租金或承包金，俗称“份子钱”。

　　在一般企业，雇主承担风险。经济学中有一种关于企业存在的厂商理论解释说，企业主之所以占有合作剩余，就是因为他要承担风险。但在出租车公司中，企业主与雇员的风险分布完全颠倒过来：公司旱涝保收，司机承担全部风险。在油价上涨或者发生其他影响出租车司机收入的时候，司机立刻面临收入下降的风险，公司却丝毫不受影响。也因此，司机们当然立刻会发出降低“份子钱”的呼吁。

　　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扭曲的出租车行业主流经营形态，各地政府似乎十分珍惜。不管司机们如何抗议，也不管学界如何呼吁，各地政府始终不愿放弃出租车行业目前的公司制形态。就像本次杭州的处理方案，地方政府宁可用财政补贴司机。

　　但是，政府补贴真能解决问题吗？下一次，面临经营压力的出租车司机依然会对“份子钱”表达不满。因此，笔者仍然不惮于重复一个老掉牙的政策建议：解散目前的出租车公司，让出租车司机个体经营———当然，在此之后，司机们可以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叫车联盟等等。这一建议的首要依据，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命题：让目前出租车行业不合理的法律形态，服从于出租车行业的自然形态。一种制度，如果不合乎其所关涉的事物的自然，就必然是扭曲的、恶的，顺其自然的制度必然是善的制度。

　　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有巨大的好处。出租车司机如果免除了份子钱，其生存压力将会降低。此消彼长，他们对于其他压力，比如油价上涨的承受力，也就会提高。换言之，由于拥有较大的压力余量，哪怕油价上涨，司机们也可以自我消化。不似现在，巨额“份子钱”让他们的抗压余量过小，市场稍有异动，他们就无法承受。

　　从更深层次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个体经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司机们养成一种较为从容的心态。在目前的经营制度下，“份子钱”高悬在出租车司机们头上。每天睁开眼，欠公司几百块，这构成了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必然让出租车司机们普遍处于焦虑状态。他们担心自己生病，他们担心出现任何意外。一旦开动汽车，他们就抱定了多拉快跑的劲头。以这样的心态，他们很难自然、热情地对待乘客。一旦从司机的头顶上拿走“份子钱”的高压，出租车司机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不必疲于奔命，他们可以更为从容地安排工作与生活。如此一来，他们的心态将会更为从容。 　　

　　这种从容的心态不仅可以给乘客带来安全感，也能够给整个城市带来更多安全，更多从容。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出租车占了道路行驶车辆中相当高的比例，如果出租车司机们疲于奔命，横冲直撞，那整个城市也就会显得焦虑、混乱。如果出租车从容舒缓，那整个城市也就让人心平气和，也更有秩序。

　　因此，解放出租车司机，并不只是单纯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是关乎城市中部分人群精神之调整的重要问题，进而也是关乎整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秩序之重塑的大问题。一旦出租车司机摆脱公司施加给他们的不合理的压力，他们的对抗心理就会祛除大半，他们也就会以一种温和、从容的心态看待整个世界。而整个城市，包括城市管理者，不都可以从此中得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