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公务用车改革正在启动。无论是高层的一再表态，还是目前可见的一些相关文件，都在表明，“三公消费”中的重要一环——公车问题，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此次公务用车专项治理的效果如何，社会各界也相当期待。

　　多年来，公车改革这个议题一再被翻出，被关注，被聚焦，然而热闹一段时间之后，又复归寂静。公务用车的种种乱象，改不动，改不了。

　　公车改革难吗？当然难。因为这项改革触及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这个群体，又都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公正政策的制定者、公共话语权的掌握者。所谓拿自己开刀，自然不易。

　　眼下可以见到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都可视为控制公车总量、严格公车配备标准、规范公车使用的相关文件。一些地方也开始行动，推出的治理举措基本与上述文件精神大同小异。

　　从这一次公车改革的气势来看，公车改革或会有新的进展，改革举措也基本符合社会的预期。不过，就现在可以看到的力度而言，此前有媒体所称的“史上最严厉公车治理”一说，又多少显得有些许夸张的意味。

　　在过去几年中，公车改革其实有过多次行动，但观察其效果，却令人失望——改革基本没有进展，或者说基本没见成效。公车数量在试图压缩的过程中不断增长、公车标准在寻求规范的过程中一再提升。以行政级别确定专车的制度，在现实中却形同虚设。一些地方芝麻大的官，也堂而皇之开着政府配备的豪车。

　　在过去几年中，一些地方曾探索取消公车，实施货币化改革，按官员级别高低发放相应档次的交通补贴，或按相应优惠额度将公车“卖”给官员。乍看起来，这些方案并不差，遗憾的是，操作起来之后，公车数量不见减少，被“改革”的公车被视为福利，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了官员。

　　这些情形说明，由于被改革对象力量强大的抵制与消极回应改革政策，几年来公车改革的经总体上被念歪。由于特权、福利意识作祟，由于相关财政预算的软约束，也由于缺少实际的惩罚举措，其结果，公车改革一再失败，拥有特权者照旧享受特权。

　　值得一提的是，特权不仅具有垄断特征，还具有转移特征。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些手中握有权力者，不仅将权力转化用于惠及自身，还将“恩泽”转移到了身边人身上。公车的滥用不仅体现在一些官员身上，身边人（家属、司机）等也可随意使用。

　　另外，公务车在维修环节出现的维修材料投标报价缺乏执行约束力等行为，业已成为公车腐败新的“增长点”。比之公车使用的低效率和高浪费，使用、维修过程中的腐败，其危害同样相当严重。

　　概言之，过去若干年间，公车改革的不如人意，并非改革举措有多大问题，乃因政策执行不到位，使得政策效应被严重消解。因为阻力之大，反过来导致改革动力被弱化，违规用车的官员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惩罚。公车改革长期徘徊不前，关键就在于此。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革中央曾提交《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从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方面实现公车改革方案的优化。应该说，这些建议都非常具有针对性，值得各地车改过程中参考借鉴。不过，公车改革多年来的失败早已告诉人们，难的不是制定方案，而是方案定出之后，制度执行究竟有多大力度。制度执行不力，本质上则是因为触碰到的权力在起负面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公车改革与所有需要深化的行政系统内部改革问题一样，最核心的一点，不是就车改论车改，而是要管好、管住权力。公车改革之难，折射了政府“自我革命”之难。但即便再难，公车改革过程中也断不可踩刹车。将政府公权变成特权、变成私产的现象，无论如何不能继续重演。透明的权力、受约束的权力，绝不该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稀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