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驾行业成监管盲区的尴尬，不仅反映出政府公共治理的懒政思维，更折射出政府管理在新兴行业面前的反应迟钝和响应失灵。其实质则是政府部门职能在设计时就存在某种缺陷，其后也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响应机制，同时又习惯于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缺乏有机协作。

　　面对一个新兴行业，是等到市场发育成熟后再管理，还是同步进行规范？这是一个带有陷阱的问题。选择前者，可能会被认为有探索和宽容精神，允许大胆地闯、鼓励充分地试，也可能是在为政府疏于管理寻开脱。选择后者，则会被认为过早束缚了市场活力，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减少社会成本和代价的必需。

　　不论怎样，对这个问题，政府管理不能含糊不清，不能躲在模棱两可的回答中逍遥自在。避开陷阱的办法就是看新兴行业的属性。如果是带有太多未知的新技术、创造性等行业，选择前者就是明智之举。如果是一般寻常性的新生行业，选择前者就是不作为。现今迅速兴盛的汽车代驾行业，左看又看上看下看，也看不出有什么新技术、创造性的含量来，无非就是寻常的新生行业而已，竟然成了“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行业，岂不令人纳闷？

　　什么是代驾？无非就是有人因为饮酒或其他原因不能开车，另找司机代为开车，并付费。“汽车代驾”怎么就成了不规范的行业用语，非得注册成不伦不类的“汽车技术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汽车咨询服务”才过得了工商局这一关？对其规范管理，既无难题，也无难度，为什么就没有部门去管？商委、发改委、交管局都说不归自己管，那么，面对新兴行业的规范管理，究竟该由哪个政府部门来响应？如何响应？何时响应？如果只能在行业和职业目录中增补进相关名称后才能介入管理，新兴行业岂不总是会成为监管盲区，进而给一些人提供浑水摸鱼的便利？

　　在这个意义上，代驾行业成监管盲区的尴尬，不仅反映出政府公共治理的懒政思维，更折射出政府管理在新兴行业面前的反应迟钝和响应失灵。其实质则是政府部门职能在设计时就存在某种缺陷，其后也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响应机制，同时又习惯于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缺乏有机协作。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新兴行业，那些处在各部门管理职能边缘的新事物，大多都会出现“三不管”的真空状态，或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此前沈阳“毒豆芽”事件中各部门声称“此事不归我管”即为明证。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在面对时代迅速发展、社会公众需求多样时，有些地方政府管理变得僵化、机械而不能灵活地适应。何以至此，不能不令人深思。

　　事实上，与监管盲区相伴生的必然是乱象乱局。在汽车代驾领域，无资质、无协议、无保险的“黑代驾”已经出现了，登记在册的“代驾公司”收费标准、服务标准也没个谱。据估算，酒驾入刑后，仅北京一年代驾收入就可能达到6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在利益驱动下必然会有横生各种事端的风险。一旦出现事故、侵犯合法权益诸事，引起各方强烈非议，再行规范管理，只怕就有些晚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讲规范讲秩序的社会，主导这种规范和秩序，把该管的、社会公众希望管的都管起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题中之义。缺乏及时的规范和良性的秩序，公共利益、公众权益就会受到伤害。如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就会更加失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