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从“路桥利益”中抽身而出。只有超脱于“路桥利益”的同盟，把自己的利益剥离出来，收费还贷才真正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

　　修路架桥是为了什么？对浙江台州椒江大桥、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济南黄河大桥来说，答案很简单：收钱。近日，从南到北几个大桥的收费问题，使得路桥费再次引来社会关注。

　　公路、大桥，是重要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但从征地到铺设到管理，公路、大桥可谓昂贵。数据显示，地势平坦处修1公里高速公路约需3000多万元，山区则可高达7000多万元。

　　如果仅靠政府的公共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在供需矛盾下，市场得以介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也成为常见的路径选择。

　　因此这些公路、大桥具有了商品性，让一些人能够进行利益合谋。修路架桥的目的，也“提纯”成了赚钱。政府不仅以公路收费还贷，“溢出”的部分还成为政府财政资金，甚至是部门小福利的重要来源。而一些经营性的路桥，则由投资企业垄断，暗中进行利益交换。

　　这或许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三水大桥能公然违抗“收费最长不得超过25年”的规定，收费50年。而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任交通厅长因贪腐落马，也不知有多少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的利益输送。这样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审计部门发现，一些地方为了增加路桥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惜违规批准提高收费标准；在公路违法乱收费之时，竟有一些地方财政参与分成。 　　

　　乱收路桥费，是把公共利益地方化、部门化、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利益的利益主体——公共，是一个相对虚化的“集合名词”，而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则有实实在在的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从“路桥利益”中抽身而出。只有超脱于“路桥利益”的同盟，把自己的利益剥离出来，收费还贷才真正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而对于经营性路桥的收费，政府应该起到的，是监督管理的作用。包括防止垄断经营，对收费标准、收费时限和服务水平进行有效监管，为收费路桥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这就更应该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夹杂不清。

　　只有政府定位好了自己的管理者角色，收费路桥才有可能在公益性和商品性之间达成平衡。一方面，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决定着消费者是否选择收费路桥，也决定着路桥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才能形成合理、全面的成本核算，不让本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血管”，成为抬高物流成本、助推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大局的“血栓”。而这背后，是政府职能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化的大问题。不仅关乎路桥，也关乎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利益调整时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