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又起争议。先前是立法争议，醉驾是否应当作不犯罪；现在是执法争议，醉驾是否都认定为犯罪。

　　立法争议，随着刑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应属尘埃落定。这样，“醉驾是否都认定为犯罪”，根本就不是问题，醉驾就是犯罪，应予拘役，造成其他后果，再做更严重的处理。

　　但报道说，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张军又表示，“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法律依据呢？这看起来只是个人观点，不能算司法解释，但因为出现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可能在审判实践中被执行。

　　张军认为，不能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而要从立法精神看。法律是什么呢，法律就是立法机关通过的各种明文规定。明文规定，必须按文意理解，如果不按文意理解，法律还何以作为行为准则？按立法精神理解，当然也有用处，但只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律规定很明确，又要援引“立法精神”推翻，法律条文还算不算数？

　　其实，即使按立法精神，醉驾即属犯罪，也正是立法的本意。刑法总则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属犯罪，但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醉驾即处拘役和罚款，就是认定醉驾行为严重危害社会，不存在社会危害小和情节轻微的问题，也不考虑是否产生别的后果，而是若有其他后果，要加重惩罚。

　　所谓对醉驾“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涉及的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刑法是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下位法，只有下位法服从并根据上位法修正，而不存在上位法根据下位法调整。

　　上面谈的是法律理解和执法问题。“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可能是实施醉驾入罪后产生了犯罪迅速上升的情况。根据报道，自5月1日实施刑法修正案以来，各地迅速出现了酒驾刑拘案例，而且不绝如缕。然而，面对这种局面，应该研究醉驾刑拘较为集中地出现，是法律适应问题，还是法律过严问题。若属前者，那意味着我们相信随着法律实施，醉驾状况将得以减少；若属后者，可能需要反省的就是立法激进主义。

　　醉驾入刑之所以得以通过，在于一段时间醉驾造成的恶劣案例层出不穷，引发了整个社会要求治罪的舆论。如果相信罪治醉驾可以使问题解决，短时间的集中案例就不是大问题。但如果认为醉驾直接判定为犯罪，将长期带来“打击面过大”的后果，应该反思的就是这一修正案为何轻易写入了刑法。

　　应该看到，法律不仅要求罪刑法定，而且要求罪刑相适应。对任何行为的打击，法律执行中要讲的是处罚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而立法要考虑的是罪行与刑罚是否相称，这涉及总体衡平，每一种行为应得的处罚，与它种行为所受的处罚有比较关系，而非根据一时痛恶感而定。醉驾入刑是否激于一时情绪而未充分考虑罪刑相适应，这是问题。 　　

　　如果认为实施醉驾入刑后造成了“打击面过大”，要做的不是通过醉驾不判罪这种明显有悖法律规定的做法纠正，而是先修改法律条文，并反思立法激进主义。毕竟，对任何人加以刑法惩罚，都意味着相关人的社会行为受到限制，不只是拘役或徒刑期限问题，还包括长远的社会影响，犯罪史对人的影响既包括荣誉方面，也包括不得进入某些行业如担任国家公务员等实际方面。

　　醉驾入刑实施后，很快又出现“醉驾未必都犯罪”，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先要弄明白。问题是“打击面太大”，还是比较而言罪刑不相称；是一时案例太多，还是立法激进主义，先进行研究，才好真实地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用把法律变成橡皮筋的办法回避深层次问题，立法和执法中的真问题无以凸现，而只能使法治变成笑谈。轻易立法，随意执法，法治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