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菜难让各方把目光投向物流业过高的成本；由关注物流业，进而让大家再次关注到过高的路桥收费。

　　前一段，有媒体做过一次体验式采访，记者随机跟一辆物流大货车从成都到北京，结果发现，车主辛辛苦苦跑了37小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赔了钱。据记者给车主算账，这趟活拉了25吨家具(车辆荷载30吨，因此未超载)，收运费10200元。行程当中花去油费6100元，交过路费4972元，被罚款500元，不包含司机吃喝住宿等费用，硬成本支出就11572元，净亏1372元。其中过路费已经占到总成本的将近一半。

　　类似的体验不仅仅记者做过，有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也反映了相同的情况：由于过路费过高，从大同拉一车货到天津，不超载、无违规的前提下，净亏3200元。

　　这些数据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高昂的过路费和日益升高的油价的双重压力下，司机要想生存，就只剩下超载一条路(在大家已经抱怨物流成本高企的情况下，提高运费显然不具现实性)，司机超载已经不是为了多赚钱，而是为了不赔钱。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在全国因超载发生了那么多恶性交通事故的前提下，在公路部门、交管部门不遗余力的严厉打击下，在明知超载会损害自家车辆的情况下，超载还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根本原因。

　　显然，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不超载就赔钱”的怪圈，超载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罚款方式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这些并不复杂的道理，难道有关部门就真的不清楚吗？笔者认为，思想根源可能出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懒人作风”。要知道，在源头上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远比对具体行为罚款复杂得多。比如对超载罚款，收钱开票(有的甚至连开票都免了)可谓举手之劳，而要通过协调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油价问题、运费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超载难题，就要涉及多个部门，触及多方利益，工作的复杂程度绝非“罚款”可比。因此，在一些人眼里，有简单的做法干吗还要劳神费力地选择复杂的呢？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也不能说我不作为。于是罚款就成为主管部门最惯用的管理手段。 　

　　再往深里剖析就是短期行为。越是复杂的顽疾，根除起来就越耗时间，很难短期见效。如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只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热衷于短平快的，能迅速突显政绩的工程，那么，要为官数任才能造福一方的长远大计，就不会有人愿意做了。结果越是复杂、越是尖锐的矛盾，就越容易被搁置或被掩盖。

　　最后，不排除在管理过程中，有个别人动机不纯，把罚款当成生财之道。对他们来说，治理超载不仅费劲，没有超载反而少了寻租的机会。因此，他们乐得维持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思维可能绝不仅仅存在于公路管理领域，这更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