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震后第三天，在微博上看到某日系车企公关部人士的发帖，如下：某记：听说日本的工厂停产了？答：是，为了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目前停产了。某记：这不影响消费者提车吗？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啊！答：……这位记者的话令人一时语塞。

　　“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啊！”听到这样的反应，笔者不禁为这位同行“冷静理性”到近乎冷漠、冷血的反应而惊诧，看似很“敬业”地为中国消费者“维权”，却忘记了人道主义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救援原则。诚然，身为一个产经新闻记者，面临突发事件时，第一反应是与自己所报道的领域联系起来，或许称得上一个合格专业的产经记者，但扪心自问，置他人安危于不顾，而谈市场谈消费受损，是不是过于功利了？我们在“敬业”之前，是否应该置国际人道主义于先呢？

　　--> 更令笔者感慨的是，与这位记者持相近观点的不是个别。日本经此重创后，笔者在与业内人士的交流中，也听到有人流露出中国企业可借机发“灾难财”的想法，而这些观点也进一步导向了报道角度。而发生在笔者身边的另一个事例是，在国内订购日本回国内的机票，票价涨了数倍之多，而在日本订票则仍是与震前相差无几的价格。此举令笔者在日本的朋友唏嘘不已。

　　在写就《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便写下了《道德情操论》，他从人类的情感与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告诉了我们在这一个物质的时代，如何来平衡商业经济与道德的天平。

　　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恐怕亦应该铭记住生命和人道主义高于一切，在此刻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人性与善良，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感怀这样的人文情怀，那我们在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会散发出芬芳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