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油价再次破百且来势汹汹的猛涨之势，很多人估计，此次高油价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第四次石油危机”或许已悄然来临。

　　不同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的高油价，那时候高油价负面效应很容易被高涨的消费需求所抵消；而低速经济增长伴随高油价预期，则就极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最为担心的经济滞涨现象。事实上，多数经济学家已预测到至少今后两年国际原油价格很有可能破百，进入120美元的新能源空间之中。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迅速，而且在全球经济尚还未全面复苏的情况下就已启动。其导火线是来自于去年年底突尼斯变局所带来北非、中东政经格局大变动。

　　或许偶然的一次冲突并不足以撬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当势态以各种方式传递到北非和中东各大产油大国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一个国际性重要事件了。利比亚的政治动荡之所以能够搅动国际原油市场，主要原因并不仅因为利比亚是非洲第三大产油国，国内原油产量占全球的2%，更为重要的是，该国原油含硫量极低，通常被称为“甜原油”，是汽油、柴油，尤其是航空燃油的最佳原料，而且，这种优质原油也是众多欧洲乃至亚洲炼油厂的主要来源。

　　故而，利比亚原油产量大幅缩减直接触发了欧洲市场的恐慌情绪，提高了国际市场的油价上涨预期，遂急速催高了国际油价。

　　可见，本轮石油危机与“第三次石油危机”（2004年至2008年）的成因和产生机制有很大区别。“第三次石油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激发石油需求大增而引起的，总体来说，这种由需求驱动的石油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而且也较易控制。这是由于旺盛石油需求引起的高油价冲击并不长久，当油价超过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时，过高的油价会抑制石油需求，从而使得高油价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基础。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导致供给突然变动所引起的石油危机显然要比需求驱动的石油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严重得多，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经济波及范围也更广。一方面，由于政局动荡、战争爆发以及大范围石油工人罢工运动所引发的石油减产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恢复，尤其在产油区，一旦爆发战争或者政治动乱，日常的石油生产活动将遭受严重破坏，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又会进一步减少生产性投资，最终对世界的原油供给量造成致命打击。

　　另一方面，当原油供给趋紧的信号被国际市场的那些投机者捕捉以后，将促发国际市场新一轮恐慌情绪。由于担心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失衡加剧，各国政府以及能源机构纷纷提高预防性石油需求，增加石油储备以应对石油危机，而这种预防性需求的大幅上升，势必造成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便是最好的例子。在1973年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与1979年至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供给大幅缩水，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各国预防性需求的大幅增加，国际油价遂报复性上涨，致使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在美国甚至还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到那时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同时还伴随着高通货膨胀，出现了所谓“滞涨”格局。这一思路得到了哈密尔顿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实证研究的佐证。他们认为，供给型的石油危机正是产生“滞涨”的罪魁祸首。而之后的第二轮、第三轮石油危机的危害性，相比之下就大大下降了。

　　遗憾的是，本轮的石油上涨也恰恰属于大家最为担心的供给驱动型石油危机。如今，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仍然堪忧，甚至许多国际研究机构纷纷预测，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将普遍低于2010年，而且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将放缓。所以，“第四次石油危机”这一不速之客对于全球经济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对于中国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尽管已经采取了强力的积极性货币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企图压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但国际油价的再次上涨可能面临着货币政策的再次失效。接下去，除了提高利率，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还有什么手段可用之于调控国际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呢？稍有不慎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有可能会陷入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泥潭之中。同时，过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是一个不小的外部风险。有理由相信，如果此轮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国际原油的供给也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增加，甚至还会由于北非的动荡局势而减少石油开采的投资规模，从而使得石油供应量在长期内都维持在低水平。

　　因此，同样是破百的国际油价上涨，这一次我们要特别警惕，应有全盘考虑，尽早准备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