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车使用范围和数量能够被政策严格规制，这就为下一步城市治堵政策的推出奠定了基础。让公车成为遵规礼让的典范，整个社会的交通软件意识最终也会随之而不断得到提升。

　　《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出炉。与之前的讨论稿相比，征求意见稿最大的调整在于拟不限外地车，而此前民众呼声很高的限公务车建议，新方案也有所响应，表示拟到2015年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

　　充分汲取民意成为广州治堵方案优化调整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必然会得到公众和舆论的赞扬。“不限外车限公车”的政策表明治堵首先需要行政机关以身作则，通过限制公车数量规模与使用频率，为缓解城市拥堵作出努力。当然，有鉴于目前城市公车数量还没有全面公开，我们还很难评价这一政策对缓解拥堵的实际作用。但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公车使用范围和数量能够被政策严格规制，这就为下一步城市治堵政策的推出奠定了基础。如果后续各项措施配合到位，广州有可能成为国内城市治堵的先行案例。

　　笔者曾仔细研究过全球主要城市的交通治堵的经验，其中的要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硬件方面的基础条件优化，主要包括完善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合理的交通换乘与交通规则管制等；其二是经济和行政方面的限制措施，比如收取交通拥堵费、限制部分车辆进入市中心区域等；其三则是软件方面的建设，即多数公众能够考虑到他人利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减少了人为因素导致的拥堵。

　　我们不妨逐条对比与国内外大城市的交通治堵经验，从中来寻找未来治堵政策优化的空间。在硬件的交通基础设施上，中国城市是落后与超前并存，落后的是公交系统服务水平，“公交优先、优质”的理念尚未被真正落实。而超前的则是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国内城市交通信息反馈质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技术硬件相当先进。从经济和行政限制方面看，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采取了部分限制性措施，比如北京和上海限制外地牌照车辆的部分行路权，但是，城市拥堵状况并未因此而真正改善。究其原因，车辆总体增长局面继续，且违法违规行驶的查处成本很高，导致实际监管难度巨大。至于交通拥堵费，目前国内还没有城市征收，而鉴于拥堵费有可能起到“排斥穷人”、“服务富人”的作用，社会争议巨大，在落实上会遭遇社会理念的障碍。 　　

　　笔者特别要提出的是，国内城市治堵需要下大力气学习和修正的其实是软件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京的城市交通运行高效。与国内城市新建道路四通八达不同，东京城市道路状况要差很多，城市中心都是双向两车道的狭窄道路。但是，车辆运行却极少出现长时间阻塞的问题。在东京居住过的朋友反映，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东京车辆行驶“守规矩”，国内常见的违规抢道、占道、闯红灯等现象，在东京极为罕见。

　　当然，基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我们的确很难期望国内驾驶员一夜间都变为彬彬君子，但是公车率先自律制度为这一理念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很多私家车违规正是因为目睹了特权车违规行为在先，所以才会争相效仿之。笔者建议，应该以公车数量管理为基础，从严从重检查公车道路行驶规范，让公车成为遵规礼让的典范，整个社会的交通软件意识最终也会随之而不断得到提升。到那时，再辅之以公共交通服务等硬件优化，国内城市拥堵问题才会迎来一个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