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南汽集团的控股公司——跃进集团与上汽集团“突然”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尽管意向表明上汽与南汽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但业内人士认为，该意向书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而是一些官员有意将此项目做成沪宁合作的典型，为的是向“十七大”献礼。

　　理性地讲，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合作，上汽与南汽两大集团的“牵手”，都将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上层楼”，甚至还可以称之为是锦上添花。但除此之外还应当看到，在“国情”这个筐里，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变，许多东西都在变，而且是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譬如说，我们目前仍在努力寻求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的就是能够在WTO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享受公平的待遇。为了这一目的，尽管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观上不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流合污，却又不得不遵从WTO游戏规则，想方设法地“与世界接轨”。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一边极力维护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一边又不得不强化“内功”，努力提升涉外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国际法意识，加速全方位国际化进程。在国内市场上，虽然我们的行为准则不能背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大的政治框架，但在市场经济领域，却又不能再重复过去的老一套：事事由政府出面，包括国营企业领导任命、企业发展方向、企业生死存亡等等，一切听从长官意志，任由“红头文件”大包大揽。之所以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又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客观规律。既然没有第二或第三条路可走，更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我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地面对市场，认认真真地遵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再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今已经步入到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更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说到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对于我国当年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做一番冷静的审视。严格说，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一回事。改革，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是针对国情而发的“内部调整”。“改”为小动，“革”为根除。目的就是要把国家机器上那些陈旧的、落后的、运转失灵的、磨损过度的乃至于完全变成废物的“零部件”，或改或革地换掉，让其“焕然一新”，以确保整台机器的正常运转，用哲学的说法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因此，从理论层面上看，只改革不开放并非不可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前提则是要把目标定得低一些，不能拿人家与自己进行比较。但事实上，这条“只改革，不开放”的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根本就行不通了，因为“十年动乱”已经搞得人心疲惫，国力衰竭，小改小革早已于事无补；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挂帅业已失灵，而人心思变却在全国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不可逆转之势，因此可以说，在开放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国已经别无选择。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打开了国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又让我们坚定了开放的勇气和信心。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走出去，请进来”，把左邻右舍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凡是能够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给老百姓以新的希望的有益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拿来“洋为中用”。总之，如果不是当时的中国已经积重难返，一贯倡导“人民是国家主人”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不会沿着“思想解放之路”一直走到今天。无数事实证明，党中央当年做出的开放决策是英明的。

　　30年来，“开放”带给中国人民的好处已经数不胜数，中国国力的普遍增强更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我国持续了30年的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发展时，当国家和个人都在收获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时，当中国已经成为和谐世界的策源地和推动者时，当以人为本的国策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理由让开放的步子减速，更没有理由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游戏规则，而应该居安思危，让头脑保持足够的清醒。我觉得，用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献礼”。

　　“居安思危”的涵盖面很广，包罗万象，暂且不去说它。“让头脑保持足够的清醒”，应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旁的不提，单就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业已形成的现代化的汽车工业格局，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仍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法治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为中外企业在公平前提下的合作与竞争所提供的宽松而和谐的生存环境。没有这一条，单靠行政干预或长官意志来敦促国有企业的“脱胎换骨”，无异于痴人说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因为向“十七大”献礼，就可以无视市场经济秩序，以政府的强权干预而让企业无所适从。我想，上南合作的意向书签署以来，之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到“突然”，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面对上南合作意向，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譬如中国的市场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完全具备了企业自主发展的客观生存环境？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国字号企业的生杀予夺之权，究竟有多少还在政府官员们的掌控之中？企业自身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政绩”之间，是不是仍然被捆绑在一起？如果是，要不要将其剥离，否则，企业独立法人还有什么单独存在的必要？如果不是，那么，政府在企业的生存选择与发展方式上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放权，然后顺其自然地淡出？如果企业没有或缺少足够的自主权，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又将如何体现？等等。

　　我认为，在上南合作意向签署之后，下一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应该成为媒体关注的新亮点。因为意向毕竟是意向，距离实质性合作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单就两家企业的合作而言，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那是人家内部的事，而且“一个巴掌拍不响”，必须是双方自觉自愿才行。因为只要有一方不乐意或勉强接受了另一方差强人意的条件，合作的前景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另外，当我听说沪宁两地的政府高官对于上南合作表示出太多的热情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又是拉郎配吧”？因为今日国情已非昨日，市场经济早已取代了计划经济，再搞“拉郎配”那一套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从主观愿望上看，我真心地希望上汽与南汽能够像“天一组合”那样，是一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自由组合，直至走向双赢，其间最好不要掺进太多的“官方色彩”，更不要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自主行为，与政治扯到一起。总之，上南组合是一件于国于民都很好的事情，但路子却不能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