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新宝鼎公司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与长安福特依法解除合约，要求长安福特承担违约责任，并建议福特汽车公司罢免长安福特销售公司总经理。由此，新宝鼎成为目前中国第一个与汽车企业公开叫板的汽车经销商。

　　新宝鼎自认为有充分理由这样做。新宝鼎为与长安福特合作几年来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资金，得到的却是几年来亏损几百万元。据新宝鼎说几年来长安福特采取把滞销车型按一定比例搭配供应手段压货，造成新宝鼎大量库存积压；而长安福特近年上市新车型的前期造势后期价格跳水则更让新宝鼎无利可图。此外，长安福特的特约经销商自2004至2006年增长了3倍，僧多粥少越摊越薄的营利资源使其品牌4S店陷入白热化竞争状态。

　　新宝鼎的处境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汽车经销商被动状态的典型代表。当国内汽车经销商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汽车企业手中时，新宝鼎的公开叫板为压抑的中国汽车经销业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汽车可能是中国在卖方市场滞留最长的一种商品，怪诞地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经销商对企业的依附关系。一切从企业利益出发的不平等合作模式，近年已让至少三分之一汽车经销商陷入经营困境，血本无归者比比皆是。汽车品牌销售办法出台后，汽车企业的强势位置更得到肯定，汽车经销商被迫在高投入高风险的商业环境下艰难经营，所谓自主权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对许多汽车经销商来说，卖汽车的商业活动如被圈进赌局般欲罢不能。据新宝鼎说，如今卖一辆福克斯只赚400元，卖一辆依兰特只赚300元，卖一辆蒙迪欧还得赔几千元。当卖辆汽车还不如卖件服装赚钱多时，不是经销商的能力就是厂商合作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

　　汽车企业的强势从何而来？来源于政策倾斜下企业强势的社会位置。在汽车行业，除了吉利等纯粹的民营企业外，几乎所有大汽车企业都有深厚的政府背景。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大汽车合资企业中外资话语权甚至可能影响到相关行业政策的制定。汽车经销商则是改革开放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成长起来的群体，其相对特点是分散和缺少行政权力背景，生存的主要依靠是法制底线。背景不同，使汽车经销商的话语权和对政策的影响力远在汽车企业之下。两年前实行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外资可以坦然利用中国汽车经销网络实现最低成本的品牌扩张，其代价是把风险最大程度地转移到汽车经销商身上。从奇高的行业门槛到失控发展的4S店数量，都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经销商的资源豪赌市场份额。汽车经销业靠烧钱搏出位，已经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3万多家汽车经销商，其中有1万多家4S店，销售资源早已过剩，其相对数量与规模都远超过发达国家。企业掌握的游戏规则，使曾在多元化销售模式中优化着的汽车商业资源又处于停滞状态。

　　商业资源的优化极大依赖于制造企业的产品格局。产品权捏在外资手中的行业，其厂商合作的风气必然是以强凌弱。我造什么你卖什么，让你怎么卖就怎么卖；而不是什么好卖我卖什么，以我为主决定经营策略。这样的厂商关系，让汽车经销业依然回归到计划经济的阴影之下。

　　为什么是家电销售业而不是汽车销售业出了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黄光裕？因为家电行业在培育强大民族品牌阵营同时，也成长起民族品牌的家电经销商。企业与经销商的力量博弈，始终被相对公正的市场杠杆调节。没有一家生产企业话语权强大到能左右行业格局上。进入国美销售平台的家电产品只遵循一个原则:能否最低成本为国美带来最大利润。如某家电厂在其产品前景尚不明朗时就令国美花大钱为其打天下，想必黄光裕绝不会答应。家电行业经销商能自由挑选适合经营的家电品牌，没有体会过汽车经销商被迫仰人鼻息的屈辱。

　　产品权的缺失是中国汽车经销商集体软骨病的深层原因，所以宝鼎公司的叫板就更加可贵。宝鼎公司因有多家4S店分散了风险才有机会发展壮大起来，而那些把所有资金压在一个品牌上的汽车经销商就几乎没机会翻身，更甭提有胆量跟厂家叫板。

　　汽车经销商当企业“下级”就能规范市场吗？未必，经销商日子难过消费者日子也好过不了。新车上市前期造势热销后的立即降价，已成为动荡人心的价格规律。资源控制加上价格控制，消费者的权益更难得到保障。据调查由于4S店的维修保养成本过高，超过50％的消费者保修期一过便不再进4S店。汽车产品及服务的投诉高居不下。“靠维修服务赚钱”只是企业告诉经销商的一个美好理想。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商业与企业势均力敌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市场经济，消费者也才能得到最大实惠。不加控制的权力会为所欲为，政府所做的应是不让任何一方游戏者产生特权，而不是加强某方特权。如果说需要保护，那么要加强保护的倒是目前处于弱势的民族汽车商业资本，而不是已够特权的外资汽车品牌制造商。

　　为生存计，多年来汽车经销商对不平等合作关系多是忍气吞声，但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商业环境的净化，敢于对习惯霸权的汽车企业说“不”的汽车经销商肯定会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品牌的大汽车经销集团，商业尊严更是越来越比短期利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