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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广人的“菊”与“刀”

2018-11-26 09:32 来源: BusinessCars

文/黄云杰

在这一场近乎“宫斗”般的闹剧中,除了戈恩,所有人得目的都达到了。

在过去一周,来自日本的一场经济犯罪案件被贴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作为全球最大汽车联盟掌舵人的卡洛斯·戈恩,因涉嫌过少申报自身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虚伪记载有价证券报告书为由,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以自愿同行方式带走。

西川广人的“菊”与“刀”

日产董事会火速动议解除其职务、连夜的新闻发布会“落井下石”、越来越多的罪状捕风捉影,就像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政变”,戈恩的下台来得突然而有序,像是一场只有时间没被确定的演出。

这场关乎戈恩个人命运走向的戏码也逐渐上升到日本日产汽车与法国雷诺汽车两个跨国企业间的恩怨情仇。

两个企业和两个人

在戈恩身陷囹圄之时,另一个人物开始走进外界的视野,那个曾经追随戈恩戎马天下,在戈恩被捕后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狠踩一脚的西川广人。从同舟共济到同室操戈,影视作品中的惯用桥段竟如此真切地在现实上演。

我们不禁疑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将时间回拨,一起看一看那个“纯真”的“没有伤害”的年代。

1992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不可想象的变革中。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东欧国家独立,民主党代表比尔·克林顿击败时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邓小平“南巡”开启中国市场经济体质改革……

对于全球汽车工业来说,90年代也不是一个“安宁”的年代。全球汽车市场的增幅放缓,几大汽车集团之间格局摇摆不定,行业并购与重组的消息不断传来,其中不乏戴姆勒-梅赛德斯对克莱斯勒的垂涎觊觎,也有福特对马自达的虎视眈眈。

1992年,日产汽车无奈遭遇了长达七年时间的衰败,亏损额在50亿美元以上。直到1999年,法国雷诺汽车宛如救世主一般带着希望的曙光“恩泽”日产。

西川广人的“菊”与“刀”

在1999年5月28日,雷诺按照每股400日元的价格,以54亿美元收购日产汽车36.8%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大股东,并收购了日产在欧洲的五个财务子公司,组建了雷诺-日产联盟。当年10月30日,雷诺增持日产的股份至44.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以美元结算的“合作”让日产的市值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

结束收购案的那天,西川广人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拯救”了日产的卡洛斯·戈恩,但在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二十年后两人会以这样一种的方式收场。

在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日产在短时间内“咸鱼翻生”。“成本杀手”戈恩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贯彻着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让日产扭亏为盈。开源节流,一时间没办法开源那就节流吧!

戈恩将日产由1300家零部件供应商减少到600家,3年内使采购成本下降20%;在3年内裁员人数达到21,000人,关闭5家工厂。雷诺-日产联盟组建后,日产汽车仅用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完成了日产“复兴计划”,并且在日产汽车的2000财政年度就让公司实现了“奇迹般”的27亿美元的运营利润。

西川广人的“菊”与“刀”

戈恩让日产“复活”的神话,后来也成为美国哈佛等著名高校MBA的经典研究案例。戈恩也因此成为“日产的恩人”。“一将功成万骨枯”,站在人性的角度看,日产的复苏是建立在无数工人的血与泪上的,戈恩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失业员工眼中的“罪人”。

或许早在戈恩决定裁员的那一刻日本人心里那颗“仇恨”的种子便开始萌芽,而这也给二十年后的戈恩在东京羽田机场被捕的那一幕埋下了伏笔。

西川广人的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清晨,在刚刚诞生九年的李唐王朝皇宫的玄武门外,一场左右中国历史的动乱正在上演。

此时,皇帝李渊正在玄武门附近的后宫海池内泛舟游乐,只见尉迟敬德来报:“太子作乱,已被秦王诛杀。”大惊之下,李渊立即下令所有军国大事一律交给秦王李世民处理。不久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同年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贞观”。

一千三百多后的今天,随着卡洛斯·戈恩的“锒铛入狱”,西川广人掌舵日产汽车,日产由此进入西川广人时代。

早在1977年,西川广人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便加入日产汽车,并从1999年起,担任多个重要岗位,包括欧洲和美洲地区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采购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西川广人的“菊”与“刀”

也正是那个时期,戈恩在日产开始了大面积的裁员,没人能想象在那个经济崩盘的年代,在那个终身雇佣制的日本,一份工作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显然,西川广人是幸运的,带着复兴的使命带着离职员工的梦想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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